“知县”清代一个县的年开支有多少？这里有一本流水账，支出实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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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时代，官员腐败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制度本身存在的局限。如果皇帝抓得紧，腐败就会轻微一些，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几乎就是无官不贪。

尽管历朝历代都无法根治官员腐败，但以明清两代而言，明代的情况又有好一些。这倒不是说明代的官员就比清代的官员素质要高，而是取决于国家财政制度的不同。

根源在于起运与存留两项

明初定制，全国的赋税以户部黄册为准，各州县的赋税都有定额，每年春秋二季按照定额上缴户部银库。所谓的起运就是各州县交到户部的这一部分钱粮；所谓的存留就是留作地方开支的这一部分。

我们在研究明代明代国库岁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数字比清代要低很多，每年不过就几百万两而已。

当然，明代的赋税一部分为钱，一部分为粮食，而清代则是统一交银，所以数字存在较大差异也能够理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明代留给地方的经费占了一多半，上缴朝廷的大概三分之一有余。这就意味着，地方州县乃至三司都有足够的经费，不用自掏腰包。

清代的情况就不同了，自顺治末年开始，直到康熙初年，朝廷不断减少地方存留，从最初的一半左右减少到不及八分之一。这样一来，地方的经费就不能保持正常的开销，这就导致了州县等基层官要自掏腰包，显然千里当官只为财，自掏腰包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就有了名目繁多的加派、加征，还有就是以火耗为名，大肆敛财。

这里以顺治初年直隶平山县为例，当时的该县的存留尚有6796两，而此后数年不断减少，到了康熙二十年的时候仅为1596两。再以江西南昌县为例，顺治初年存留银为12273两，至康熙中期，减为4738两。

南昌县是江西南昌府的首县，属于最要缺，这么一个人口多达十余万人的县城，每年的财政经费仅有4738两，不及一个大地主的年收入。可想而知，县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多大。

既然存留银太少，那么就要想办法节省各项开支。我们知道清代的知县每年的俸禄仅有45两，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顺治初年，定知县年俸为63.49两，县丞为48.202两。而随着朝廷陆续裁扣存留银后，知县的俸禄降为45两，县丞为40两。同样，知县衙门中的其他办事人员，其工资待遇也在不断减少。

存留银主要用于哪些开支？

清代的州县存留经顺治、康熙两朝大幅裁减后，基本稳定下来。雍正、乾隆以至晚清，虽然也有一些调整，但整体变动不大。为了更好地了解州县存留银的具体用途，就不免要列出一本流水账，如此才能更为直观。

以嘉庆二十三年顺天府永清县为例其具体开支为：

1、官俸：知县45两、县丞（2人一个为管河县丞）80两、典吏31.52两、县儒学（教职工）80两，合计236.52两；

2、衙门办事人员饭食：门子、皂隶、民壮、仵作、禁子、马快、轿伞扇夫、斗级、库丁、铺司、更夫、火夫、吹手、天坛户、斋宫夫、先农坛户、马夫、门斗、膳夫、斋夫，合计人数137人，饭食费共1181.893两；

3、祭礼：修文庙10两，文庙祭祀40两，各坛祭祀30两，文昌庙祭祀39.99两，关庙祭祀40两，三小祭祀10两，朔望行香1两，修龙亭0.5两，乡饮酒礼8两，合计179.499两；

4、扶贫支出：时宪书银3两，廪生（32名）64两，孤贫粮银（12名）43.2两，孤贫冬衣粮（12）3.34两，合计113.54两；

5、带办费用：贡生花红旗匾2.5两，会试举人盘费3.333两，举人坊银26.666两，进士坊银33.333两武举花红旗匾3.333两，武进士花红旗匾6.666两，状元筵宴2两，合计92.981两；

6、驿站支出：284.94两。

以上六项合计为2089.373两。

了解清史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笔流水账中似乎少了一个项目，即知县等官的养廉银支出。自雍正五年各省陆续实行养廉银制度后，最初这笔钱是在州县银库支出的。但自嘉庆十六年以后，州县官的养廉银改为定期向布政司衙门领取。

顺天府永清县不算是个富裕的地方，每年账面上收到的赋税为23564两左右，而其中存留部分仅有2089两，不到总额的十分之一，显然这点钱用于一个县的开支，是远远不够的。

而实际上永清县一年可以收多少赋税呢？还以嘉庆二十一年为例，实际收税则为49852两，是定额的两倍有余，而多出来的银子，一部分用于地方开支，一部分则流入知县和上级官员的腰包，知县实得3000多两。这就是所谓的“陋规”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