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小目标的历史的《“三冗”非一夕之“功”：宋夏战争后暴露的巨大问题》，希望大家喜欢。

客观地说，仁宗朝庆历年间凸显的“三冗”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事实上，北宋自建立初期制定的一些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央财政负担过大的问题。以“三冗”问题中压力最大的“冗兵”问题为例，同唐代及以前实行的兵役制不同，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全面实行募兵制，基本依靠朝廷财政解决养兵问题的朝代。从宋初开始，朝廷就将作战部队统归禁军直属朝廷，留于地方者仅为负责地方治安的厢军、士兵等，这就意味着军队的开支直接压在了中央政府身上。此外，由于宋代军兵成为职业，以往交由地方或个人解决的家属赡养问题，也转嫁到了国家财政身上。同时，由于宋代为常备军制，军兵常年服役，国家也必须为他们提供一定晋升制度。随着服役年限增加，军资高、廩禄厚的军兵所占比重也逐渐会增大，支出也会增多。这些都是在募兵制度下必然产生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冗兵问题到宋仁宗时代尖锐化也和当时具体局势分不开。由于西北爆发战争，军队质量上难以和对手匹敌的北宋政府只能依靠数量对抗，因此不得不大规模扩军，但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招募而来的军队却难以裁减，就使得北宋军队总数呈现指数级增长：宋初的开宝年间（968—976），全国禁厢军总数还维持在37余万人，到庆历年间已经增长到126万左右。此外不容忽略的是，由于和辽、夏对峙，北宋必须在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的河北、河东、陕西等地维持大军，这也在客观上加重了财政负担。早在西北战事爆发之前，河北70%的军需、陕西50%的军需就需要北宋朝廷从江浙、川蜀等地将钱、粮、帛筹集运到西北二边。宋夏战争爆发之后，朝廷向这里输送以及路途损耗就更成为天文数字。据担任三司使的蔡襄对庆历年间的军费开支做过统计，认为其总额能占当时北宋朝廷财政总收入60%到70%，最高甚至可能达到80%强。虽然其中可能有蔡襄为渲染危机而进行的夸张成分，但此时北宋全国军费已经超过国家财政开支半数，形成财政不健康的“冗兵”问题却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澄心堂帖》

实际上，仁宗朝中后期的诸多财政危机缘由类似，问题都发轫北宋建国制度设计的缺陷，在70多年运作中积攒了不少问题。在和平的情况下，朝野上下还勉强能裱糊过去，但一旦遭遇宋夏战争这种巨大冲击时，这些原有的系统毛病立马就会弊端凸显。“冗费”产生的另一大根源“冗官”更是如此。

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惩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乱状，大力推行优待文人士大夫，打造了一套文官执政体系。为了鼓励这些文人士大夫为赵家王朝服务效忠，他们半是继承半是创新，为文官系统专门搞了许多新鲜花样，其中利用“差遣官”制度给文官分门别类，看菜下碟地提供胡萝卜，就是宋代统治者在官制上的一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