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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遥望古时考课旧制,笔墨尽染御纸,剖析飘零两宋制度之美

时间:2023-07-04 16:25:02来源:史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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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起,到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在中国大地上驻立两千多年的各王朝,大都十分重视对官员的管理。《诗经·小雅·北山》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更有宋一代,更是中国历史上官员队伍膨胀、管理体系复杂的一个典型朝代。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永葆宋朝统治经久不衰是统治者穷其一生的不懈追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主张,明确指出对官员加强管理是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直接途径。

不过,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天高皇帝远”等俗语定义自上而下的统治甚是不易。故历代都通过“考课”来约束官员的行为,以达到河清海晏,时和岁丰的安泰局面。

历史上的宋朝因相继签订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停战协议给后世留下了国力空虚、考课不振的传统印象。但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考课制度对后代王朝乃至现代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一、武将登台方唱罢,文人士子又登场

自安史之乱后,节度使遍布唐朝边境和内地,其不仅掌握当地财政军大权,到了后期更是不听中央号令,自行选派官员,割据一方自成体系。正如唐文宗朝李敬方所写:“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暗讽汴河到淮河一地的节度使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情景。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集权,改变唐末以来武将专权,官员只对藩镇负责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众多措施,《续资治通鉴》载,宋大臣赵普提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主张。

为抑制武将势力,宋太祖利用宴会“杯酒释兵权”,剥夺了大将统领禁军的权力,实行崇文抑武、强干弱枝的政策。从此,文人士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官僚地主被吸引到政治体制之中,开创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相结合的政治新格局。

这种出于对五代乱象的反思而推行的崇文抑武政策,带来的直接现象便是宋王朝对士大夫的重用,再加上统治者对科举制的重视,不断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使得文化水平较高的士大夫队伍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提升,逐渐形成士大夫政治。

而在此政治的影响以及世人对士大夫的推崇和信仰下,宋王朝的统治首先在人员构成上造成了冗官现象,宋代诗人贺铸在《赠张士元》一诗中提到“冗官犹愧苏司业,不得时时送酒钱”便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这时关于官员升迁的标准和方法问题也成为统治者迫于解决的难题。

而宋代的考课制度则很好地将地方官员考核与官员职位升降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一大创举。

二、“能者上,庸者下”,官职差遣分离下的双全之法

宋代考课制度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多随宋朝发展具体情况而变。所谓“考”,就是考察官吏在任职期间的各种表现,所谓“课”就是核实其政绩的意思,这里指根据法令法规或者皇帝旨意,通过中央政府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

宋朝建立后,为了防止大员专权,在官员任命上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即官员既有实际差遣,又有官阶,前者是其担任的具体职务和享有的实际权力,后者是其在官僚体系中所占据的品阶。总的来说,就是官员的实际责任与官职的规定有所出入。

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两套对应的官员考核制度,即以历纸制为主的差遣职任考核制度以及以磨勘制为主的官阶晋升考核制度。

历纸制,即宋代官员使用印纸历子批书功过的制度。宋朝官员的印纸就是盖有主管部门印章的白纸,用来记录在职官员的政绩作为和功过奖惩,作为官员考课的依据。这些印纸不得丢失,必须随身保存,历子则是印纸的合订本。

印纸根据颁给主体的不同分为御前印纸和选人印纸,前者由皇帝御批授给或堂除(包括宣授),即由中书门下省或枢密院派人宣布授给;后者则是由吏部颁给印纸历子,大量普通选人多是通过此种途径获取印纸历子(宋代选人代表的是朝廷的下层文官,主要在地方任职)

宋王朝存在的三百多年里,历纸制也在不断的完善发展着,并且逐渐扩大范围至全国各行各业。

宋太祖建隆三年就实行了书校日批书制度;宋太宗时进一步强化了对官员印纸批书的管理,并扩大了实行印纸批书的范围,对诸路监司也实行了此制度(监司即有监察州县之权的地方长官的简称,如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及提举常平等职统称监司)。

宋神宗时进一步扩大了实行印纸批书的官员的范围,对中下级武官、太医局医官和学生也实行了印纸批书,元丰改制后更是对中央诸司官员全部实行了印纸批书制度。宋朝诗人韩维在诗中所写“御前赐印纸,尽部东南州”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准确反映。

在封建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在对官员进行考核后都会实行相应的奖惩升降,以此来提高官员对朝廷的忠诚度和向心力。而官员奖惩升降是以政绩还是以资历为标准则是令统治者头疼的一个问题。

若以政绩为标准,则一些行政能力平庸的官员一生都只能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过活,眼前所望是能看得见的未来。若以资历为标准,则政绩突出,行政能力强的官员却会因官龄所限,所获得的报酬无法与付出的劳作匹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政治风气,所有人坐等资历有余步步高升。两种标准都无法调动官员的政治积极性,不利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这时,以磨勘制为主的官阶晋升考核制度应运而生,宋朝的磨勘考核制度是将政绩考核与资历审核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创新。磨勘制是有关官员官阶升降的再考核制度,即在官员的资历达到规定标准后,根据印纸历子所记载的官员政绩作为和功过奖惩等情况加以审核,决定该官员是否能够进行官阶转迁。无疑,在这种情况下,历纸制是作为磨勘制的基础而存在的。

宋王朝不同时期对磨勘制的规定也是不尽相同的。宋初规定资历达到一定年限便可磨勘,并未对资历和政绩做出严格规定;宋真宗时,规定文武官均三年一磨勘;宋仁宗时,规定文官三年一磨勘,武官五年一磨勘;到范仲淹庆历新政时为了防止无劳绩者凭借年岁升迁,实行了保举改官制度(即宋代由大臣保举任用官吏的制度)。

宋英宗时又制定了京朝官磨勘止法,对不同官员的磨勘年限及升迁官职最高点做出限制,规定选人磨勘须“三任六考”,通过此项规定,选人若想升迁为京朝官,至少需要十年时间,且在此期间,须一直接受历纸制的考察。

宋神宗元丰改制时进一步明确磨勘范围,并对不同类别的官员规定了新的磨勘年限,此后虽有所变更,但总体以此为依据。而磨勘规定年龄以70为断,70岁以后,仕途生涯就此结束。

磨勘制对官员的升降奖惩有着严格的规定,宋神宗时采取“四善三最”考核法。“四善”指“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及恪守匪懈”。“三最”指“狱讼无冤、催科不拢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

宋高宗时又以“八事之法”考核官员,分别为“举官当否、劝课农桑、增垦田畴、户口增损、兴利除害、事失案察、平反冤狱、觉察盗贼”。

从磨勘制度考核内容来看,由最初的“四善三最”,到后期的“八事之法”逐渐细化,形成全方位的绩效考核体系,这种考核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中最为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宋真宗时期,有一位叫张祥的官员,曾经犯贪赃罪被罢黜为江州参军,后来复出从主簿提拔到县尉,三任考核成绩都比较好。但在磨勘时发现曾经犯过罪,宋真宗认定此人不能做主官,只能做幕僚,于是不再提拔他。

在历纸制和磨勘制的双重效力下,宋代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渐趋完善,并在规范官员行为、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山河但无恙,且保烟火寻常

宋代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存在了三百多年,总体上讲它对两宋政局的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能保护宋王朝屹立三百年不倒,又对后世乃至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中的历纸制对当代中国公职人员的年终考核形式即填写年终考核登记表的产生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它同样是中国政府机构对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各类事业机关对其员工的考核制度形成的源头活水。

不过因为宋朝官员考核制度的标准多是根据王朝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在实施过程中难免有所掣肘。在印纸历子考核中,一般多以当地人口、土地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但随着宋朝积贫积弱情况的恶化,中央多将财政经济作为考核标准。这就导致官员过分关注赋税征收状况,从而导致管辖区内民生怨怼,百姓负担过重从而与宋王朝所期待的河清海晏相背离。

如:南宋胡颖任平江府知府时明知按法律规定不应该增收义米,但迫于地方财政压力又不得不非法征收。尽管胡颖“拳拳为民之心,如此其切至”,但“官吏决不可以数月无俸,士卒决不可以数月无粮”,平江府增收义米之举决不可去,否则该府财政将无以为继。

再者,宋王朝延续着古代封建制度的显著特点,在皇权至上的普遍认知中,以皇帝为首的权力集团多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做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定,这就使得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金钱、权力、人情关系甚至是帝王的一时兴趣也会对考核制度产生显而易见的破坏。

虽然地方官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免受到官场潜规则的部分影响,但我们相信,在中国几千年辉煌文化的影响以及宋朝三百年的长足实践中,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历经千年的演变一定会在中国发展的漫漫征途中创造更加振奋人心的价值。力量虽小,但求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结语

宋朝给后世留下的深刻印象往往是极具矛盾性的,既有超越大唐盛世的开放繁荣,却偏偏只向往偏居一隅的安宁;既有超越国度异域的自由开明,却往往被烙上软弱无能的标签。

西方与日本学界更有学者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经济发展时期,我们不禁好奇,在寒风中摇摇欲坠的宋王朝,何以走过三百年的无恙岁月。而今我们应当明了,经济文化繁荣的背后总有优越制度做支撑。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可以穿越,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我想,这不仅仅是对宋朝纷繁的物质生活的追求,更是对宋朝自由舒适的文化风气和开放社会的向往。

如果可以,我希望每个华夏人都能感受一下宋朝制度所具有的张弛力,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能维持长治久安的从来不是任何一方的揭竿而起,而是历经山崩地裂仍能将维系山河矗立的恰逢其时的正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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