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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小小一片竹简,为何比金银珠宝更珍贵

时间:2022-12-18 07:05:35来源:红星新闻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红星新闻的《小小一片竹简,为何比金银珠宝更珍贵》,希望大家喜欢。

在过往历史学家相关论述中,关于成都的“东工”和“西工”曾有这样的描述:

秦统治巴蜀时期,秦政府曾在蜀郡设置大型工室“东工”,生产军队急需的兵器等产品;两汉时期,官府又在蜀郡设立大型工官“西工”,生产漆器、蜀锦等等。

但在近日,因为考古新发现,这段历史的表述或将被修正:

出土于成都青羊区字库街的秦简,不仅为成都地区首次出土的秦简,简牍上的“西工师”字迹显示,西工或在秦时已设立。

考古专家介绍青羊区字库街秦简

实际上,这不是考古出土文字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修正历史记载。

但是,简牍和帛书等古老文字材料的出土,在考古学上其实只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开始显现巨大价值,其价值远超同时入地埋葬的金银珠宝。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建立和重塑当代人对于古代和历史的认知,更关键的还在于修正和更新对当下的认识。

简是竹简,牍是木片,它们和甲骨文、金文一样,都属于出土文献的范畴。而细分之下,同样都是因承载文字而备受重视的“出土文献”,大致却分为三类:

第一种偏重于古文字。历朝历代文人研究的商周青铜器上所铭刻的铭文、1899年才发现的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如今是古文字研究的主要材料。

甲骨文(图据视觉中国)

第二种偏重于古代的档案。比如内蒙古的居延汉简、甘肃的敦煌汉简和此次成都出土的竹简,都记载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运行情状。

居延木简(图据视觉中国)

第三种偏重于书籍。比如湖北郭店的《老子》楚简、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简,是从先秦一路流传下来的诸子百家著述的源头。

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敦煌汉简出土,但第三种类属“书籍”的简牍却大多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接二连三地重见于世,而研究简牍已经成为一门新学科。

2013年成都市天回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学竹简,所载的内容均为目前所未见的佚书。鲍泰良摄

简牍虽然跟考古有关,但跟考古却有相当不同。在考古学看来,出土古书只是出土文字的一部分、出土文字又只是古代遗物的一部分,而古代遗物又只是古代遗址的一部分,因此出土简牍未必就比其他出土物品更重要。

但在研究哲学、历史和中文的学者眼里,出土简牍却无异于奇珍异宝。

如果将古书的发展比作一条龙,那战国秦汉的简牍帛书就是“龙头”、魏晋隋唐以来的纸本古书就是“龙身”,宋元明清以来刻版印刷的古书就是“龙尾”。迟至几十年前,能看见的只是“龙尾”,比如清代学者的一大特长就是用考据和音韵的知识,从“龙尾”去推测“龙身”和“龙头。”

长沙简牍博物馆(图据视觉中国)

而一旦出土对应的简牍,便相当于直接能看到“龙头”。因此简牍给相关学者带来的狂喜,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喜在何处?“龙头”能直接修正我们以往的认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道德经》,便是一个例证。

即便从来没有见过和读过《道德经》的国人,几乎也都听说过它最有名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从汉朝以来两千余年,人人都以此为是。

但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其中写在帛书上的甲乙两种版本的《道德经》却展示了不同的真相,甲版本的首句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最大的差异除了虚词“也”的保留之外,就是“恒”与“常”了。

两者岂无区别?恒,是“永恒如此”,是英文里的“Always”;常,则是“经常如此”——不排除有时不如此的可能性,是英文里的“Often”。把“恒”改为“常”,“道”的格局就小了。

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的《道德经》(图据IC)

不仅这全书的第一章如此,八十一章《道德经》中凡是有“恒”的语句,后来统统改成了“常”,如三章“恒使民无知无欲”、三二章“道恒无为”、七九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无一幸免。学者们推测,汉代改“恒”为“常”的原因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

在当时人看来,避讳大过天更何况一本书?但在如今看来,是因为一个早就化成灰的皇帝,两千年来没有人能读到《道德经》的原书。清代众多学者于《道德经》下了不少功夫花了大把时间,但如果没有帛书出土,再杰出的学者做梦也想不到“非常道”本应是“非恒道”才对。

而当代学者的惊喜还没有结束。一直以来关于《道德经》的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既有胡适这样力主依《史记》叙述为春秋时期的,也有大量学者认为在战国末年甚至汉代才出现的,更有极端者认为《道德经》是魏晋人的伪作。于是众多学者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郭店《道德经》竹简使用的楚国文字与后代差异巨大。(图源《郭店楚墓竹简》)

结果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三种《道德经》残简,直接把《道德经》的成书时间推到了至少不迟于公元前300年。以往众多学者关于《道德经》晚出的大段考据,在出土竹简面前一夜就全部成了废纸。

除了《道德经》之外,《论语》《尚书》《庄子》《竹书纪年》等相关简牍近年来的相继面世,让当代学者有了以往学者梦寐以求的研究可能。一处简牍出土,可能正在改变两千余年来的学术史和思想史。

里耶秦简(图据视觉中国)

我们再把视线回到文初提到的考古发掘。秦简,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秦国及后来的秦朝遗留下来的简牍总称。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挖掘出的秦简(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主要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木郝家坪木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湖北江陵狱山秦简、湖南龙山里耶秦简等等。

睡虎地秦简

在这些秦简中,影响力最大的首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这是1975年出土的一批竹简,共计1155枚完整竹简,80枚残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

其次则要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足足出土了36000多枚秦简,数量之多实属罕见,记录内容包含了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相关政令和文书,几乎就是一本秦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字库街秦简牍作为目前成都地区年代最早的成篇出土简牍文献,虽然数量不多,但价值亦十分重要。除了前文所说的、将蜀郡西工的设立年代进一步上推之外,其中新见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职官、历史地理等信息,也弥足珍贵。

字库街遗址发掘现场

研究人员举了一个地名为例:逢乡。这个地名见于《华阳国志·蜀志》,见证了秦灭巴蜀的重要一幕——“蜀王自於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於白鹿山。开明氏遂亡”。

四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1894~1989)曾标注“逢乡,旧籍无考”,也就是不能确定《华阳国志》中所说的逢乡,如今是在四川何处。

而字库街秦简则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逢乡鹿【筋】十四件”的这句简要记录中,暗示逢乡盛产鹿,与《华阳国志》的“逢乡”“白鹿山”信息契合。

出土简牍毕竟是专业性极强的研究领域,对于普通人的意义在哪里呢?就算知道“道可道非常道”应该是“道可道非恒道”,对于当下生活的意义又在何处?

至少,它告诉了大众:我们脑中长久以来形成的关于历史和世界的认知未必准确,它随时都有修正的可能。

青白江“新都城”城墙砖拓片,此前学界认为两汉至三国时期新都地理位置在今新都区军屯镇

学者李零认为,研究学术史也像研究其他历史,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尤其是以现代化衍生的成见和偏见去曲解漫长的古代史。

虽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能以今天的材料、今天的立场去看待古人和看待过去,但除了具有如钱穆先生所言对于历史“同情的理解”之外,更重要的倒是或谬原则:今人所形成的已有认知,未必天经地义地一贯正确。

简牍的出土不仅是字句的修正和年代的确定,它更使今人对相关古书所著的时代和环境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面对两千年前的简牍,“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古代知识体系的认识,而且可以调整现代研究的心理定势。眼睛和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一起变化。”往往需要现代科技如红外线成像才能辨读的简牍,改变的不只是人的眼界,更是人的头脑。

天回老官山汉墓群出土的竹简,被泡制在试管中进行处理。鲍泰良摄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让人陷入困境的不是未知,而是自以为确信的已知之事。”出土的简牍对现代人的意义,与其说学术进步,不如更在于阐明一项真理:我们一直以来受环境影响形成的、坚守奉行的相关认知,永远都存在被事实修正的可能。

启凌/文 编辑 程启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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