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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时间:2023-04-30 10:35:37来源:善本古籍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善本古籍的《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希望大家喜欢。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著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著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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