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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北京大学的缔造者原来是贵州人

时间:2022-07-30 11:46:00来源:云贵高原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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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把一个地域广袤、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国弱便要挨打受欺。统治者虽然只顾保住头上的皇冠,中华民族的骨气却在民众中长存。于是出了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出了龚自珍、魏源、洪仁轩等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物。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证明仅靠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于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他们与当时的顽固派公开论战,在全国掀起议论时政之风,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在各地创办新式学堂,出版时政报刊,力图通过维新变法实现救亡自强的宗旨。

崔晓冬《李端棻与戊戌变法》油画

对于这场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人们最熟知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被称为“戊戌六君子”,遭杀害于北京菜市口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人。

作为戊戌变法运动重要领袖人物之一的贵阳人李端棻 (fēn),却往往被忽略。而他在维新变法运动的高峰时刻,恰任职礼部尚书,是这场被称为“百日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

李端棻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出生于贵阳府属贵筑县的李端棻,字苾园,幼年丧父,由叔父李朝仪教养。其叔治家甚严,子侄中尤宠李端棻,视为已出,待之独厚。李朝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今河北),先后任直隶平谷知县、三河知县、大兴知县、晋南路厅同知、东路厅同知等职,并在三河知县任上,捐廉创建书院。他的这番经历对李端棻后来的求学、应试、仕途生涯及发展近代教育,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早年李端棻的仕途较为顺畅:咸丰二年(1852年)补博士弟子员,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乡试中举,二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内阁学士;同治十一年(1872年)任云南学政,后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广东乡试主考,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破格擢任礼部尚书。

经历丰富的李端棻,一生因他而起或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事件极多,综合归纳起来,其主要的社会贡献应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即:识才用人,为国举荐;力主变法,敢为敢当;发展教育,率先垂范;愈挫愈勇,老而弥坚。

李端棻手迹

除云南学政之外,李端棻在多达6省任过乡试主考官,甚至做过全国会试副总裁,可谓阅人无数。结合他本人深厚的学识功底与政治倾向,自有其审视各级考生优劣的标准。按照他根据当时国情所形成的人才标准,李端棻心目中的人才,必具“经世济国之大才,用以振衰起废、扭转狂澜,以堪朝廷大用、以负国家厚望”,其后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正如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所言:“其历次典试,所拔擢皆一时之名士,世亦以此庐陵”。

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其时的乡试已隐含“经世致用”题意,李端棻阅卷时,发现名为梁启超的考生,文笔似“熔金铸史”,深以为赞,将其录取为乡试第八。到梁启超拜见主考官时,李端棻发现这一才华横溢的考生年方16,却能“娓娓道东西邦制度”,对其倍加赏识,并将视如同胞的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

梁启超后来能与康有为并列为戊戌变法的两大领袖,与当年李端棻的慧眼识才不无关系。为了国家不至沦落为列强刀俎下的鱼肉,身在朝中的李端棻力排众议,大胆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力主变法的出类拔萃之士,而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是有极大杀头风险的。

李端棻力主变法,敢为敢当。梁启超得李端棻慧眼赏识后,曾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其后结识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并与康有为联手发起“公车上书”,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首领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此时的李端棻反因受到梁启超的变法理论影响,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梁的变法主张。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5年)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又于3年后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 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 18人。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更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唯一敢言维新者。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

发展教育是李端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人们将其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可谓名副其实。还在“百日维新”的前两年,李端棻“念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向光绪帝上《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即《请推广学校折》)。

尽管当时已有同文馆、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等学校开设,但李端棻认为:皇帝虽有“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的明诏,“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玮之才”,而原因正在于“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意思很明白,不是缺少可培养的人才,而是没有采用新式教材、新的教学方法的机构,创办新式学堂已成当务之急。

后世以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为课题研究的人甚多,观点大都相近,而《请推广学校折》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的分析则较为透彻。其志曰:“其请自京师以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则后来停罢科举,专注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则后来各府、州、县两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自学选诸生二十五岁以下入学者,则后来各省中学堂之办法也;其请京师大学选择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则后来大学堂、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分斋讲习等,其荣选择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则后来学部考试京外各学堂暨出洋留学毕业生,与以举贡,殿试奖以进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属等官之办法也;其请设藏书楼则后来开设图书馆之办法也;其请选派游历,则后来资遣学生出洋肄习新学之办法也。”尽管上述分析在某些事物发展的因果上不免牵强,但由中亦可看出,李端棻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

京师大学堂原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中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创办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这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李端棻正式提议,后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由清政府出资设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校,其后虽经历了“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一度停办,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得以恢复,并于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据此,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自然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

从人格方面来看,愈挫愈勇是李端棻终其一生最大的特点。人们常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来赞扬英雄,尽管没有任何人想在李端棻的头上戴上英雄桂冠,但他以69岁高龄,在经历了一段长途流放之后,回到故乡依然壮心如初,却实属罕见。

虽然头上失去了礼部尚书头衔,失去了朝廷这座舞台,但这只不过是让他在角色上发生了一次转换:从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与坚定的支持者,变成了以贵州为阵地推行变法宗旨的实践者与具体的执行者。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原籍,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病亡,6年中李端棻始终不知疲倦地以“开通风气,导引后进”为己任。自被贵州巡抚聘请主持经世学堂讲席后,他坚持“按月两开讲演,教以立身敦品根坻之学,备他日朝廷器使”。直到临终,李端棻还谆谆嘱咐子弟,贵州经费艰难,勿忘出资捐助学堂。

李端棻回到原籍贵州,没有如许多告老还乡官员那样,品茗饮酒、吟诗作赋、乐享暮年,而是老而弥坚,更奋勇地奔波在他自己《请推广学校折》中所言的强国宗旨上。他对维新思想的大力传播,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贵州官员,也激励了大批青少年。这些受过他熏陶的青年,如姚华、唐尔镛、王仲旭、任可澄、何麟书、桂伯铸等,后来都先后在不同领域展现才华,成为一代名人。

尤为难得的是,已愈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不辞辛劳,先后与一些具有维新思想者一起创办了贵阳师范学堂、贵州通省公立学堂等新式学校,掀起了贵州办近代教育的热潮。由于李端棻身体力行地鼓动有识之士尽力发展近代教育,以至贵州各地出现争相创办新式学堂的景况,接着又在省内括起了渡海留学、开阔视野之风。李端棻本人为发展近代教育的不遗余力,不仅加速了贵州近代化启动的步伐,更印证了他自己愈挫愈勇的人生座右铭。

本文作者

END

来源:动静贵州

编辑:袁小敏

责编:何华琳

主编:罗 莎

终审:黄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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