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中国古代的宗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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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
学过中学政治课的人都知道，我国目前存在着两种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即村委会制度与居委会制度。
这两项制度的实施充分调动百姓积极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百姓的民主权利，同时也有力地协助了工作的开展，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类似村、居委员会制度的地方自治制度，即“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的地方宗族自治制度。那么宗族是什么？它又是依靠什么力量维持皇权之下的地方自治的呢？
一.宗族的起源
宗族，顾名思义就是指同宗同族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祖先崇拜，早在原始社会，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在建造村落时，往往会把祭祖的场所放在中心，而与祖先血缘关系最近、最有资格主持祭祀的人往往能够掌握部落的最高权力。
这种血缘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传统，在周代发展成了“家国一体”的宗法制，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秦代统一以后，统治者为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曾极力打击地方宗族实力，如秦代“子壮则出分”，儿子成年之后必须和父亲分家。不过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势力开始逐渐崛起，通过垄断社会文化教育资源，许多世家大族得以成为“累世公卿”，甚至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度获得能够干预朝政乃至废立皇帝的权力。
隋唐时期，由于朝廷的复归统一与科举制度的创立，世家大族势力相对衰微，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二.宋代的宗族复兴
唐末五代时期，在藩镇割据与长期的战乱动荡之下，世家大族逐步走向消亡，同时印刷术的发明及大规模应用推动了文化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民间学术由此兴起，民间讲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理学的诞生。
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的团结稳定，对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只有公卿大夫的宗族团结了，才能建立起忠义观念，而忠义又是朝廷的根本，宗族不稳，则国家不安。宋代文学家苏轼也曾上书宋神宗，极言宗族团结之利：“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
由于世家大族已经消失，故宋代理学家复兴宗族的指导思想为以小宗为基本单位，建立起系统化的大小宗并存的宗族体系。《礼记·大传》曰：“五世则迁之宗”。将宗族限制在五世以内的小宗，一方面可以通过复兴宗族，帮助朝廷教化人民、维持地方稳定，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宗族力量过大，进而如以前的世家大族那样威胁朝廷统治。
除了理学家的极力主张外，世家大族的消亡以及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也让越来越多的平民能够通过寒窗苦读改变命运，甚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宋代士人的求学以及赴考往往需要宗族的支持。
宋代不抑兼并导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迅速造成了极其悬殊的贫富分化，对于贫者而言，要想在灾荒之年谋得生存，宗族力量的帮助自然必不可少。
于是自宋代起，宗族势力开始在地方自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名臣范仲淹，在致仕还乡之后便萌生了建立义庄的想法。
为此，他将自己的住宅改为学堂，以供宗族子弟读书，同时拿出毕生积蓄购置良田千亩，交由擅长经营的族人打理。经营田产所得的钱财，主要用于资助族中外出学习科考的子弟、婚丧嫁娶的礼金以及赈济族中穷困之人。
由此，范仲淹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宗族自治互助体系，保证了范氏后人不但能够在灾荒之年衣食无忧，还能安心读书，以至于人才辈出。范仲淹的范氏义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宗族互助的典范。
三.士绅阶层的产生与乡村地区的宗族自治
如前所述，宋代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往往需要宗族支持，而宗族支持本族读书人靠科举做官往往是出于凭借政治权力庇护本族的目的，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考中科举、成功进入仕途的本族士人，在告老还乡之后往往能够在族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地方事务上拥有极高的话语权，由此形成了士绅阶层。
除了告老还乡的本族官员以外，官员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受过教育的地主也往往能够成为士绅。当他们成为士绅的那一刻就告别了皇权赋予的“正式权力”，同时也凭借着在族中的威望，获得了参与乃至于决定地方事务的“非正式权力”。
中国帝制时代虽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但碍于中国广土众民的特点，皇帝即使想要完全主导具体的地方事务也会是有心无力，因此在最底层的乡村地区，具体地方事务往往由士绅阶层主导，由此形成了“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地方宗族自治体系。
直至近代，这种以宗法血缘为纽带、以德高望重的地方士绅为主导的地方宗族治理体系，依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在新思想的冲击下，传统的儒家思想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士绅阶层，与宗族自治也开始走向消亡。
四.宗族自治对我国现代地方自治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宗族自治建立在血缘纽带之上，并通过这一亲情纽带实现同族之间的团结互助，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地方的和谐稳定，士绅治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贤人政治的特点。
如今在完善健全地方自治制度时，也可充分利用血缘纽带加强基层民众团结，维护基层社会安定，同时也可在坚持民主原则的基础上，调动在基层民众中享有较高威望之人，参与地方治理。
利用“乡贤”们的威望建立起与民众之间，上传下达的密切联系，帮助顺利推行政策。此外，我们也应当避免过度强调宗族治理，而导致地方自治中出现亲亲相护现象。这就是我们应该从中国历史上的宗族自治中收获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