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为何慈禧蓄谋除掉光绪帝？这个女人对权力竟如此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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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光绪帝在戊戌维新时期的表现，慈禧对他已充满不信任，不仅彻底剥夺了其的政治权力，而且将他软禁于瀛台，民间传言其为“做水牢”。不仅如此，据传其还不时对光绪进行生命威胁，初言患淋症，继言患腹湾症，继言患遗精症，继言患咳嗽症。有人问及，皆云自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确凿有据，实则皆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
将所有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一切筵宴，均著停止，且“每日造脉案药房，传示各衙门”，“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以致“人心惶惧。”其实，这些不过是慈禧谋废光绪另立新储的前奏而已，
随后发生了己亥建储事件。
一、己亥建储
据言，早在甲午之冬，宫中即有废立光绪的计划，但因为“为奕诉所力争，议遂寝。然自此之后，载泡于召见群臣时，西后必令内监于屏风后窃听其语。”到了戊戌四月突沂病死，康有为维新之举大张，“大拂西后意”，“于是废立光绪之谋，从此决矣。”
据一些史料记载就在戊戌政变以前，本来也有借天津阅兵行废立的计划。而结果是张之洞未有回复，刘坤一则积极回复反对并言“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这亦得到了许多江南人士的响应，“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连名上书，至数千人”于是“孝钦惧而止”，加之善于逢迎慈禧的徐桐、启秀、崇绮对此事的推动，于是这个问题又发动了。
其中，对此起很大作用的乃是自戊戌政变以来为慈禧心腹的荣禄，据溥仪回忆道，“慈禧为了除掉光绪这个祸根，政变后曾经用假药方散布光绪病重消息，给谋杀光绪准备条件，可是被人识破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结果慈禧不敢惹洋人，让洋人看了病，也证实了阴谋。
她一计不成，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根据荣禄的主意，皇储不叫皇太子，至于为何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由此可见废光绪而立溥儁一是考虑到其父载漪平日甚得太后欢心，二是溥儁乃“为岁未更事之少年，便于掌控”，且其“顽默肖其父”，于是“孝钦笃爱之”。
此外还有记载云其入嗣，也是其母之功，因此年为己亥年（年），于是称为“己亥建储”。己亥建储虽然于辛丑年被废除，但是其的发生，不仅反映了慈禧自戊戌政变后对光绪彻底的不满，“戊戌政变是慈禧丧失对光绪信任的分水岭”，也是光绪政治生命的结束，作为皇帝，他的意志已经无足轻重，不会给政治决策带来任何影响和改变。
在慈禧的权威面前和权力运作中，光绪彻底沦为一具任人摆布的政治傀儡，而且，就慈禧在其中所起的效力而言，更是体现了慈禧作为最高权威在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影响力体现了慈禧浓郁的权力情节，以及视朝政为自己鼓掌之玩物：
首先，体现在对光绪的废立上，她完全拥有随意废割光绪皇位的权力，因为在她的意识里，光绪的皇位就是她所争取的。和慈禧权力有关的另一个事实是，光绪帝与同治帝不同，同治帝是从父亲（咸丰帝）那里合法继承皇位的，光绪帝并不是同治帝的法定继承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愿和权力取得的。在她的保护下长大成人的光绪，不可避免的产生恐惧心理，即皇太后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废他于后。
再者，还表现对溥儁大阿哥身份的授权上。一方面慈禧所立者为自己宠信的满族亲贵载漪之子，但是当载漪失势后，其子即被罢點，另一方面，所立溥儁其人，也并非亲贵中的杰出后辈。其他人回忆道，就在他入宫的第二天，便将其玩物索入宫中，“大阿哥素不说学，有所喜二犬，次日即宣索入宫，识者早有以虑其不终。”可见，太后所选之人，乃为一听话易于控制的傀儡。
最后，还体现在慈禧对祖宗家法的挑战上。自康熙以来，当世皇帝在世时即有永不建储之谕，乃将皇位继承人的姓名藏于正大光明殿之后，帝薨后乃以此继承大统。对此，《崇陵传信录》上有明文记载，并且“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应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但是，“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慈禧不顾清王朝的皇统和朝野的反对，先立光绪、再蓄谋立溥儁，以致后来所立的溥仪，都是为了立幼帝来久掌大权，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慈禧对权力的贪恋。
可以说，庚子之变的局面，正是她这种极端专权的行为在对国家内外大政方针方面的非理性决策下产生的恶果。正如她自己后来所承认的，“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
三、仇洋意识
废帝之举，确实加剧了慈禧和顽固派对洋人的仇恨。其实，慈禧与列强的矛盾早在咸丰年间，她挟幼帝同治出逃即已埋下了种子，但是那时的慈禧尚未成为独操中央大权于一手的最高决策者，这时的仇恨对慈禧而言，看起来只是具有崇高意义的国仇，还尚未成为列强直接针锋相对的靶子。
但是直到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日本、英国等西方各国列强帮助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逃脱海外，并且成立“保皇会”，“同情或者崇拜”光绪，由此加深了慈禧对西方各国的怨恨，于是先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但不想“外人颇有违言”，接着又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各国公使谓，“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以不认废帝意）
而英国公使则曰：“邻国固无干预之权，然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于是慈禧“益恨之刺骨”，时人言“此庚子拳匪之祸所由来也”。但是毕竟当时还未发展成举一国之力向诸列强宣战的态势，其对义和拳的态度总是在“剿抚”模棱之间。
然而，这却为守旧为私的些许顽固派提供了可乘之机，大肆地利用义和团之力对付洋人，以坐收渔翁之利，其派以大阿哥之父载漪为首。载滴之仇恨洋人，也着实是因为其子立储遭到了外人的蔑视，不仅在立储诏书下后没有外使来朝贺，而且众人还颇“有违言”，于是“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
对此，《戊壬录》将此事之前后经过，有较为详细生动的记载：以载漪为首的部分顽固派因为惧怕外国干涉而改废點光绪为立储大阿哥，但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确实令守旧大臣极为不满。
于是在载漪的发动下气在刚毅、裕禄、启秀、赵舒翘等顽固守旧大臣以及时总管太监李莲英支持下，他们一并迎合并煽动慈禧利用义和团讨伐列强“徐（桐、刚、漪、崇（绮）辈稔知太后久已褫魄于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气，于是急爐拳匪，不数月而燎原势成”。于是，义和拳成为不可遏制的奇祸，与朝廷“联攻”使馆，招致列强的集体干涉，“以发大难”。
但是，慈禧毕竟是有相当政治经验的谋权者，她亦何尝不知道“邪术不可用”，乱民更应防制。于是也有意令李鸿章等进京议和，做以收场，不想却收到了一个各国勒令其归政光绪的情报：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于是，第二天（旧历庚子年五月二十四曰）悲愤交集的慈禧即召开御前会议，虽名为筹议和战，实则已向宣战的一方倾斜。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群臣响应。于是慈禧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己而宣战。”造至德使克林德被杀、战事前方经裕禄矫诏的连胜奏折不断，于是仇恨洋人入骨的慈禧遂于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月曰）正式下诏对外宣战。并谕令各省督抚探明路况，不得怠慢。
至此，八国联军借口进犯北京，生灵涂炭，庚子之祸由此酿成。其实，仇洋意识自清末以来就弥漫全国，随着西教在中国传播日广，教堂林立，教民增多，诚心教民与“不退之徒”混迹其间。不法教众“欺压贫民，武断乡曲”，由此，教案问题日益积压加之为官者，“因循玩惧，平日即未能联属教士，又不能体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察，妥为办理”。
致使“积忿已深，民教互仇”，民教冲突日益严重，而义和拳民之成势即是以仇教为名而发起的，但是，以载漪为首的保守顽固派，此时亦恐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至致国家于“以一弱战众强”的危险境地。
所以，庚子之祸，乃是慈禧和其亲贵顽固派，试图以义和团运动为“契机”，利用民众的“仇洋情绪”，为了一己私利盲目排外的结果。其的发生发展是清末以来积压的仇洋意识的总爆发，“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透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这一变化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中外矛盾的激化。
由保守派官僚控制朝局的清政府试图利用义和团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结果导致了列强联合入侵”。至于慈樓在此中的心理如何，萧功秦分析到，“戊戌变法失败后，深受刺激并对变法产生强烈逆反心理的慈禧太后，在垂帘听政之后，重新把顽冥不化的权贵保守派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不久以后，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政治势力进一步走向极端，他们所坚持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与北方民众中朴素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导致了庚子事变，此后便是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一场历史浩劫”气对载满瑞摩慈禧的仇洋情结而所做的于己亦有利的排外举措，外国人同情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新派得以逃脱，再加上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罢点光绪皇帝和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
三、总结
最后，太后和端王因无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向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大暴乱。有人总结慈禧下诏宣战的原因为：一是她对洋人强烈的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饶油；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对洋人的全面仇恨情绪；四是洋人对她的人身攻击”，可谓中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