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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正值壮年为什么主动退位,却紧抓着权力不放?

时间:2018-04-27 11:55:00来源:黄埔信息网

对于一位活了八十多岁的封建帝王来说,五十来岁恰好是盛年,也是执政的黄金时期。再者,大凡封建帝王,没有一个不贪恋权势的,只要不受外力逼迫,只要健康状况尚可,只要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龙椅上,没人情愿将皇权拱手让人,哪怕继任者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在这一规则下,宋高宗盛年主动把皇位让给养子赵眘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五月,宋高宗突然提出要禅位,右相朱倬认为“靖康之事,正以传位太遽,盍姑徐之”,意思是说,北宋的灭亡,与当年宋徽宗匆忙传位,致使朝政陷入混乱、金兵趁机而入,有着莫大的关系,传位一事应当慎重,更应当从长计议。对于朱倬的合理建议,宋高宗不理不睬。六月十日,宋高宗以“老且病,久欲闲退”(见《宋史》)为由,下诏传位皇太子赵眘,自称太上皇帝,移居德寿宫。六月十一日,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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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一向身体强健,禅让时,不过才五十六岁,而且,身体并没有不适,后来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帝,直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所以自称“老且病”显然是饰词。再者,宋高宗禅位前,南宋军队刚刚在采石之战中大败金人,迫使金帝完颜亮为部将所杀,造成金国一度政局动荡不安;而南宋却边境寝宁,国内安稳,人心振奋,民呼万岁,并不存在迫使宋高宗禅位的外界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主动禅位,既让人纳闷,也让人深思。

有人认为,宋高宗固然贪恋权势,却又苦于国事忧勤,所以,愿意以太上皇帝的身份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可以免于国事的困扰。然而,事实上,宋高宗禅位后,并没有就此躲在深宫,颐养天年,不问朝政,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大至对金和战,小至官吏任命,他都会出面干涉,多方牵制,寸步不让,说明他还是愿意为国事忧勤,还是对权力狠抓不放,并非他所讲的“久欲闲退”。其实,宋高宗盛年禅位,有着不可告人的深层次原因。

众所周知,历代皇帝传位,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感恩戴德之人作为接班人。宋高宗生平只有一子,名叫赵旉。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三岁德赵旉在随父奔逃中,受惊吓而死。此后数年,宋高宗一直未再生子,而朝野上下主张确立“根本”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不得已,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高宗以宋太祖的裔孙赵眘(初名赵伯琮)为养子,并当作内定的储君来培养。到了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赵眘已经在皇宫生活了三十年,明知皇位非他莫属,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未必不着急。岁月催人老,宋光宗就曾因等到胡子白了,怨恨赵眘不及早传位于他。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养子可想而知。如果等到宋高宗临终时再传位,赵眘很可能年过半百甚至年过花甲,这样不仅不会对宋高宗有感激之情,反而会产生怨恨,使宋高宗盛年禅位施恩之意落空。

再者,宋高宗属于宋太宗一支,亲生儿子赵旉夭折后,按照血缘关系远近,他应该将皇位传给宋太宗的其他裔孙,毕竟符合条件的大有人在。然而,宋高宗却经过再三斟酌,最终选择了宋太祖的裔孙赵眘为接班人。这种改弦更张,舍近求远,置宗室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势必会招来种种非议,特别是会引起宋太宗一支的不满。再者,以太祖子孙继位,打破传统惯例,也势必要遭到统治集团中许多因循守旧之人的反对,甚至产生变故。所以,宋高宗只有生前禅位,再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压阵,才能确保传位计划的顺利执行,才能确保南宋政治稳定。事实证明,宋高宗以太上皇帝身份作为赵眘的后台,震慑朝廷,赵眘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即位后,朝野上下,风平浪静,没有一人敢有半点异议,这在宋朝历代皇帝传位中是极其罕见的。

宋高宗传位赵眘,除了顺应多数士大夫的愿望,赢取归还太祖裔孙帝位的美名,还有难以启齿的目的。“靖康之难”中,除宋高宗侥幸漏网外,徽、钦二帝的近支宗室全部被金人掳掠到北地,终生未能归国。其实,早在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也就是宋金和议、韦太后归国的第二年,金人就“有归钦宗及诸王、后妃意”(见《宋史》),而宋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为了掩盖生母在金国嫁夫生子的宫廷丑闻,始终没有做出回应,致使“诸王、后妃”惨死异国他乡。这种一味屈膝投降、极端自私自利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宋太宗其他裔孙的怨恨,其百年之后,必然会遭受攻击和谴责。宋高宗选择盛年禅位,然后,作为太上皇帝在幕后继续维护对金妥协投降路线,不仅可以维护自己死后的声誉,还可以阻止宋太宗裔孙登上皇位。

谈到宋高宗盛年主动禅位,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即宋高宗的一贯贪生怕死。南宋建立后,面对金人多次寇掠,谈金色变的宋高宗从南京跑到杭州,从陆地跑到海上,特别是完颜亮南侵,差点又让他浮海远遁。一次次的逃生经历,使宋高宗认识到,皇帝虽然显赫,但同时也是金人追击的靶子,一旦遇有危难,以皇帝的身份逃窜很扎眼,也很不方便;如果当了太上皇帝,关注度会大大降低,逃命要容易的多,也安全的多。当年,面对金人咄咄攻势,已经退位的宋徽宗可以从容地“如亳州,百官多潜遁”,宋钦宗也想“出襄、邓”,却被“李纲谏止之”(见《宋史》)。宋高宗主动当太上皇帝,显然是在效仿父亲宋徽宗。事实证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也就是宋高宗禅位的第二年,南宋军队被金兵打败,消息传来,宋高宗“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见《朱子语类·高宗朝》),已经做好了逃命的架势。如果不是已经禅位,他岂能说跑就跑。所以,便于逃跑也是宋高宗盛年禅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宋高宗主动禅位,也与宋金议和失败和全国抗金形势有关。当年,宋高宗为了促成议和,为了偏安一隅,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抗金英雄岳飞,致使亲者痛,仇者快,也造成了日后南宋对金战争的被动局面。此后,金兵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依旧。想到岳飞生前所说的“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见《宋史》),想到岳飞的先见之明,想到金人出尔反尔,贪得无厌,撕毁和约,频繁剽掠,一心坚持投降路线的宋高宗脸上是有些挂不住的。赵眘即位后,同年年底便为岳飞昭雪。这种涉及宋高宗声誉的政治敏感事件,如果不是得到了宋高宗默许,一向以孝著称的赵眘,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造次的,所以,赵眘在诏书中一再强调是“太上皇帝念之不忘”,自己不过是“仰承圣意”而已。应该说,宋高宗在位时早已有心为岳飞平反,但又放不下皇帝说一不二的架子,索性及早禅位,让急需人气、急需威望、急需朝野支持的赵眘当这个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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