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观史丨“于此见圣贤之流泽未有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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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作为一种公共建筑，具有祭祀圣贤、教化人心、提振文风等重要作用。仔细审视我省各地对文庙的维护修缮，则可管窥不同时期人们对儒家文化始终如一的追寻——
“于此见圣贤之流泽未有艾也”
□本报记者 卢昱
“西儒有言，五百年后孔道将遍行全球，是知尊崇圣教无中外古今，同归一辙。此邦人士汲汲焉，于战乱之后，以修复孔庙为急务，使千百年芹香藻洁之地，垣墉既勤，轮奂尤美，于此见圣贤之流泽未有艾也。”仲春时节，记者与《寿光历代碑刻》一书的编著者张书功一起，在寿光博物馆访到一块90年前所立《重修孔庙碑》，上为节选的部分碑文。碑文中，可见当时寿光县长王家宾对儒家文化的自信和使命感。
文庙作为一种公共建筑，具有祭祀圣贤、教化人心、提振文风等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文化与教育实力。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文庙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建筑之精美，是其他省份远不能比拟的。齐鲁各地文庙的释奠礼仪、从祀制度多有类似，仔细审视古人对文庙的维护、修缮，可管窥不同时期人们对儒家文化始终如一的追寻。
“文庙兴则教育兴”的信仰力量
山东各地文庙常因各种原因而损毁，所幸的是，山东重文之风盛行，文庙的每一次重修，都能得到政府官员、乡绅、百姓的财力支持。文庙兴，则教育兴；文庙衰，则教育衰，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信仰中，以木石砖瓦形式存在的文庙屹立在人间，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而完好无损，这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它比肉身更长久，比人的存在更具超常的力量。
以曲阜阙里孔庙为例，自孔子逝世到南北朝时期，孔庙规模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水经注》说：“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家大一顷”相同。东汉永兴元年，桓帝下令修建孔庙，派孔和为守庙官，“立碑于庙”，孔庙始置官守庙。永寿二年，鲁相韩敕“修饰孔庙”。
经过汉末战乱，孔庙荒废。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下诏在鲁郡“修起旧庙”。西晋末年，“庙貌荒残”，东晋以后更是庭院寥落。东魏兴和元年曾修缮孔庙，庙中雕塑了孔子圣像，旁边塑起他的十位弟子像，是为孔庙有塑像之始。
唐、宋时期，孔庙修建有十余次。唐高祖诏令国子监设立孔庙，唐太宗下令除在国子监修建周公、孔子庙外，各州、县也必须建孔子庙，于是，孔庙成为全国分布最广的礼制庙宇。与此同时，曲阜孔庙规模也不断扩大，正殿、两庑等建筑达30余间。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大修孔庙，扩大旧制，增建为三路布局四进院落，增广殿堂廊庑316间。
金、元时期，曲阜孔庙曾多次修建，但现存规模宏大的孔庙建筑群是明清时期完成的。明代共重修、扩建孔庙二十一次，是历史上重建次数最多的朝代。最大的一次修建自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当时，孔庙遭遇雷击，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间“化为灰烬”，明孝宗下令重修孔庙。经过五年时间，花费15.2万两白银，奠定了现在的规模。
清朝共修缮孔庙十四次，规模最大的一次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那年，孔庙又遇雷火，清帝亲自到太庙祭祀孔子，并调集十二个府、州、县令督修，共用了六年多的时间，耗银15.7万两，重建的孔庙巍焕崇闳，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焕然一新。
事关国家律法、官员考核
明清两代，时人对文庙的修缮记录更为完备，得以让今人看到更为丰富多彩的土木工程进展情况。地方官员兴建或修葺文庙的动机，除崇儒信仰外，还事关国家律法，官员职责与政绩考核。《大明会典》即明确规定，学校仰提调官，若遇庙学损坏，需及时修理完备。清初，统治者便要求地方兴建学宫。
虽然政府鼓励修缮，但地方经济状况却影响该进程。若一地经济运行平稳，经济状况良好，晏然无事，民获安堵，守土之官亦不惮修缮。这样由地方官首倡，加之士民捐助，文庙建筑群的修缮可顺利完成。但各县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其修建难易有差。以德州为例，“临邑，齐右大县也。旧称富庶，冠于他邑，故庙学之制规模宏大。”宁津县李东阳《重修庙学记》：“宁津在邦畿中土地膏沃，民庶而富，俗敦而丽，为河间首邑。”
而庆云县经济状况与宁津县形成鲜明的对比，金文淳《重修庆云县学碑记》载其地“僻近海滨，土洼斥而民贫瘠，故自有明以来，屡修而屡坏者，殆亦物力之艰也”，往往工未竟而力已竭。
倘若当地经济发展不平稳，或遭遇灾荒，守土之官常常有欲为之心，无可为之时，处不得为之势，不能轻易兴工，文庙的经营只得徐徐图之。以夏津为例，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夏津仅有687户，4279人；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人口方达39155人。所以在明代夏津县《重修儒学庙记》中提到：“夏津于山东为小邑，赋入单俭，疆理偏迫，诗书礼乐之教缺然不兴，无以成其聪明硕大之财。”
当然，地方官员在修建文庙过程中，有一些不可控因素：或因某地邑令升迁过于频繁，无暇顾及文庙；或者文庙在修缮过程中因丁忧去职，功绪被迫中辍，历几年而成。如乾隆年间，武城文庙大修，工仅有半，邑令朱公即丁忧去，未竟之事，留待继任者完成。陶庵朱公重修平原文庙，工未竣，即故于任所，之后蓝公捐廉继之等等。
官修、官绅合修、绅修的背后逻辑
在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中，士民的捐助亦是文庙修建重要的资金来源。地方望族、绅民或一身独任，或向风慕义，捐资以助。正如1293年，文学家赵孟頫为利津修建文庙撰文时所说：“或出俸金，或发私币，或具行厨，邻人让其地，匠人效其功，公徒执其役，同声附和，不约而齐，文风德化之动人也如此哉！”这种众筹性质的修建，是文化上的自觉。宋时，单县人郭知微，见文庙颓废，却无兴修之人，便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独力捐赀，“不畏空门之祸，不祈道门之福，费家而修孔子庙”，富春人孙昱对此事有记。为此郭知微还被康熙《单县志》列入卷八德才列中，以示肯定。
明清时期，山东各地文庙的修建大体经历了官方修建、官绅合修、绅修这一过程。其背后的逻辑清晰：明前期，国家财政相对宽裕，地方府库相对富足，文庙修建资金多来自官府。其中也有特例，如曹县文庙，其建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建时十分宏伟。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黄河水涌进城区，除大成殿外，其他堂庑全被冲毁，春秋祭祀孔子，只好用席簿缮褡。金吾前卫指挥使王衮念及自家世代蒙受皇恩，自愿重修文庙，为此他变卖了名下的庄田及财物，待木石砖瓦、人工颜料备足后，将文庙修葺一新。到了隆庆时，文庙开始倾颓，此时八十多岁的王衮不忍其废坏，于是又自备财物，雇用工匠进行了二番重修。
明中叶以后，官府财政吃紧，文庙的修建需依靠地方官员、士绅的捐助。清朝不断改革赋税制度，地方府库难以实现财政自由，雍正朝虽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但这些资金往往被挪作他用。在公款支绌的情况下，仅靠官方资金，地方文庙经营难以为继，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民间力量。对此，雍正皇帝曾谕令内阁：“今直省府州县学宫，或有应修者，本籍科甲出身现任之员、及居家进士、举人、生员，平日读圣人之书，理宜饮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愿捐资，不必限以数目，量力捐出，不必强勒。”
可惜的是，古人只重文庙修缮的结果，对维修过程多是简略记述。维修的规模大小，也决定了耗资多少。晚清，栖霞重修文庙时，官员、乡绅共捐制钱四千一百八十三千零二十一文（古时计算制，下同），共用制钱二千九百九十七千零六十文，余钱则典买田地，留作庙堂及书院岁修；90年前，寿光维修文庙，计费6320块银圆，在碑刻背后，是捐资人及捐资数额的具体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文庙创修虽事涉颇多，其中也有一些默认的准则：一是不扰民财，我省多处县志收录的文庙重修碑记中对此都有记载，“民不知劳而事就”“费虽巨而无扰于民”“己唯恐夫速则病民，亦不欲”“上不捐于官帑，下不扰于民财”“不侵于官，不夺于民。栋宇翚飞，榱桷丹楹”“未尝费民间一钱，劳民间一力”。
再就是民贫不修。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定兴贾筮任观城知县时，县中师生请求以修学校、重文庙为首政，但鉴于当时观城县地狭民贫，百姓差役繁重，贸然兴修庙学这一重大工程，恐以多事扰民，于是用“言非不韪，力不足也”予以回绝。他任职期间，以吾家视吾县，勤俭节约，励精图治，被百姓称为“贾父”。如此行之两年，政治修明，局势安定，师生重提前事，贾公欣然同意。从这两条准则可见古人“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民安矣”的为政之道。
当然，修文庙的目的是守护儒学的精神家园。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在文庙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的不断修缮中，犹如春风化雨，由庙堂至民间，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